摘要：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企业慈善捐赠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捐赠力度小、过于分散、缺乏主动性与计划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社会环境、政府管理体制、慈善组织和企业自身四个方面得到解释。要改善这种现象，塑造利善的社会环境是基础、大力发展慈善组织是前提、转变企业自身观念是关键、改变政府管理体制是保障。

关键词：企业、慈善捐赠、现状、原因、对策

作者：徐雪松  任浩

一、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富豪与企业的慈善意识正逐步强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对慈善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慈善捐赠。2006年4月11日，胡润百富在清华大学公布2006胡润慈善企业排行榜。在上榜的50家企业中，有14家国有企业、10 家民营企业。这说明我国的企业在慈善领域已经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足以让我们振奋。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另外一项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大陆企业家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占当年GDP总值的0.05%，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2.77%左右，在欧洲和日本，这个数字在0.7%和0.8%左右。[1]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在我国，企业在公益慈善领域做的远远不够。从我国已有的企业捐赠行为和实践并结合企业与公司捐赠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捐赠力度小。如果上面的数据只能说明我国企业的慈善捐赠参与度低，那么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另一个特点就是捐赠力度不大。企业与公司捐赠研究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1999年有过捐赠记录的样本企业的捐赠额和当年营业收入额的比率为0.392%。也就是说每100元的营业收入中只有四角钱用于慈善捐赠。另外，在335家捐赠企业中，10万元以下的小额捐赠占到了72.6%。[2]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这些已经关注到慈善捐赠领域的企业来讲，加大对公益慈善领域投入的空间还很大。

2．捐赠过于分散。我国企业捐赠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太分散。很多的企业在进行慈善捐赠时，完全脱离企业的实际与特点，无论是在捐赠领域的选择、捐赠对象的确定还是捐赠方式的采用上，都显得不集中，直接的结果就是企业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物力与财力，但是却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社会效益和影响。

3．缺乏计划性。大多数企业由于没有“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意识，于是在慈善捐赠的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意性。捐赠与否、如何捐赠完全取决于管理者个人的主观意愿，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这与欧洲和美国的很多企业所表现出来的慈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很多西方国家的企业不仅在慈善捐赠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而且，已经把慈善捐赠提高到了战略的层面，纳入到了企业的发展规划中。

4．缺乏主动性。很多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主动性。很难想象没有企业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主动选择慈善捐赠行为。这可以从调查数据中看出来：有60％—85%的被调查企业缺乏内部自发机制，在外力（其中行政性要求是重要的外因之一）的推动下实践着慈善捐赠行为。[3]

二、我国企业捐赠水平低下的原因

影响我国企业捐赠水平的因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社会环境因素、慈善机构因素、企业自身因素和政府管理因素。

1．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对慈善捐赠行为能够产生很多方面的影响,表现为：

一是社会大众的慈善意识淡薄。中华民族历来有扶危济困的美德，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人们的思想变得有些混乱，很多人变的唯利是图，麻木不仁。在提倡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社会与公众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以财富为象征的成功上，而对于这些成功者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一些人在通过自身艰苦的努力与拼搏后获取了成功，但是在巨大的财富面前，他们显得忘乎所以，一时间沉湎于畸形消费之中。这不仅是道德、信仰与恻隐之心的丢失，更是慈善文化的陨落。

二是公众对企业慈善行为缺乏信任。由于转型时期机会分配不均，排斥了很大一部分人凭能力获得财富或社会承认的可能性，因此社会上普遍存在民众的“仇富”心态和企业“原罪”论，企业家的任何行为都被认为有不为人知的深层动机，当然也包括慈善行为，慈善也就成为了暴富企业赎罪行为的代名词。就算企业有真正的慈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也会被混杂一谈，不为公众理解和称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很多的企业和个人在实践了慈善捐赠行为后却不想为公众所知。

三是理论研究不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造成了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忽视。多年以来，理论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接近空白。直到1999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打破这种局面，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司与社会公益研究。缺乏理论指导的企业、公众和政府，在面对巨大社会慈善需求下企业捐赠不力的局面，都显得准备不足。

2．慈善机构因素。慈善机构的发展因素也对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一是整体发育不善。我国的慈善捐赠机构整体的发展水平不高。目前我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大约100多个，而美国1998年豁免减免税收的慈善公益机构就有120万个。和120万个相比，100个的声音显得比较弱小，得不到社会的足够重视和信任。[4]同时，由于慈善捐赠机构数量少，造成企业在寻求合作伙伴时的可选择性受到限制，给企业的慈善捐赠带来很多不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有99％的企业家不知道到哪儿捐款[5]。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慈善机构的不足给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带来的影响。

二是管理能力有待提高。部门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还不规范，慈善募捐的方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慈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还有待提高，慈善事业的运行还缺乏透明度，慈善公益系统的自律还有待强化，社会公信力弱。有学者概括了我国慈善基金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目标模糊、多重交代、管理机构错综复杂、人才匮乏、筹资渠道单一、基金的保值增值、志愿者的管理和缺乏系统的评估等八大问题。[6]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很多企业在与慈善组织合作时产生了很多的顾虑，最终选择了在慈善领域的不作为。

三是缺乏自治性。根据现在的规定，我国的民间组织须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以至这些慈善组织从一开始就烙上了官方的印记。这种过分依附政府的倾向使慈善组织走了样，失去了公益慈善事业的民间本性，甚至有些慈善组织成为“二政府”。民间组织“行政化”问题不解决，民间组织的运行效率和发展的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很多慈善机构自身建设不完善，难以真正发挥慈善组织特有的社会功能。

3．企业自身因素。从企业自身因素来看，导致企业捐赠水平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观念因素。可以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如果把企业的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7]的话，那么现阶段我国很多的企业都处在“踩在法律责任的边缘去寻求实现经济责任”的阶段，很少有企业考虑到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这与西方很多跨国公司在“企业公民”概念的指引下主动寻求社会责任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是没有认识到慈善的投资功能。“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家在慈善方面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意识到慈善就是一种投资，他们总认为慈善是一种没有回报的净投入。”[8]还有一些企业在对慈善投入缺乏长期规划的情况下，总是希望一有投入就希望立刻得到回报，显示出急切的功利性，没有对企业慈善捐赠的特点和性质形成深刻的认识。

二是经济因素。很多企业处于发展壮大阶段，由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为了能够使企业按照最初拟定的战略规划发展，不得不将有限的精力、物力、与财力集中于自身的发展与扩张上。企业与公司公益课题研究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从没有过捐赠行为的38家企业中，有42%的企业把“经济能力不足”选择为首要原因。[9]可见，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仍然是制约企业慈善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

4．政府管理因素。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也影响了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

一是政府对社会职能包办的过多。现代社会经济理论认为，人类的交换行为可以分为三类：市场交换、互惠交换和再分配交换。市场交换是等价交换，以赢利为目的，追求的是效益与利润；互惠交换是一种各取所需的交换，以取得互相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为目的，追求的某种需求与情感的满足；再分配交换是一种权力与服从下的交换，追求的是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公平。一般认为：人类经济系统的交换活动宜采用市场交换模式；而社会事业领域的发展宜采用互惠和再分配交换。然而，多年以来，“我们在社会领域的发展中也过分强调和习惯使用再分配的方式，这样就大大遏制了互惠交换功能的发挥。”[10]于是，在各种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社会事业领域，社会力量受到了忽视甚至是排斥。一项问卷调查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误解认为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11]同时，政府包办福利的做法也降低了慈善需求。

二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总的来看，这些法律和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缺少法律明确规定。

三是捐赠抵税政策不能得到有效落实。2003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已明确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向中华慈善等机构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但在实际操作中，为避免逃税，这项规定只允许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在内的12家慈善机构运用，且规定税前扣除金额不能超过应纳税额3%，超过部分的捐款还要照常纳税。并且，办理抵税的程序很复杂。这些都从不同程度上打消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三、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对策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造成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是社会环境、政府管理体制、慈善组织和企业自身因素四种力量作用的结果。而要改变这种局面，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寻找张力。

1．培育利善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基础

企业作为社会环境的一个子系统，方方面面、无时无刻受着来自环境的各种影响。企业在环境中寻找着各种行为的解释、理论和依据。因此，要塑造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必须从基础做起，培育一个倡导向善、利善的社会文化环境。

首先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慈善公益价值观，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具备慈善道德的社会氛围是慈善事业走向大众化，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介、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百姓中乐善好施的精神与典范，激发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热情；要大力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宣传企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反馈社会的慈行善举，并作为企业文化来指导、激发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要大力宣传慈善公益事业的形象和慈善事业的新进展、新举措，争取党政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给予慈善活动道义上的支持，不断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面和慈善意识覆盖面，使现代慈善意识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从而调动和凝聚社会力量，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其次要加强理论的研究与宣传。理论指导着行为，同时在行为中得到检验与修正。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的需要。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的关系？如何看待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的作用？如果引导并规范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等这些基础的理论问题亟需得到解决。近几年，出现了各种被冠以“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的研讨会，总体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加深了各方对企业参与社会公益的认识。但是也有参与不足、宣传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要加强政府、企业、慈善机构和学界的合作与联系，形成合力，打破理论研究和宣传不足的局面。

2．大力发展民间慈善组织是前提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人和企业一般都是通过各种非营利组织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良好意愿。但是，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不够壮大，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企业也找不到回馈社会的出口，形不成良好的循环，直接导致了“第三次分配”[12]不力。因此，要提高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前提条件是要培育管理完善的民间慈善组织。

首先，要扩大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和规模。美国有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GDP的9%。而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估计，国内现有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仅占到国内GDP的0.1%。并且国内的慈善公益组织多为有政府背景的“官办”组织，体制上和机关单位相差无二，而中国民办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又是难乎其难，每年还要像营利性企业一样交税。因此，要从体制上改变这种不利于慈善机构发展的局面。目前迫切需要对公益慈善机构的双重审批、注册的进入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取消公益机构的主管部门审批制，采取直接注册或备案制的进入制度，以期培育更多的慈善公益组织，由市场优胜劣汰。

其次，完善现有慈善组织的管理。国外的慈善机构大都实行企业化管理，像公司那样经营。慈善机构通过一个个项目来确定把钱捐赠给谁、如何捐赠；同时，每个项目独立核算，捐赠出去的钱用于何处，解决了怎样的问题，是否达到了事先确立的目的，慈善机构都会提供完整的项目报告，捐款人可以一目了然。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范志海提出了“用企业家精神改革慈善机构”[13]，很有借鉴意义。我认为，对于慈善组织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做到：(1)明确定义组织的使命。慈善基金会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其成员的工作具有明确含义的目标上，而不仅仅是充满良好愿望的笼统说教或不切实际的描述性字眼；(2)实行职业化的管理。随着基金会工作范围的迅速扩大和需求的迅速增长，只有具备管理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才能担负起领导基金会复杂工作的重任；(3)树立竞争和顾客导向意识。在慈善组织当中也存在竞争，因此要把握好时机，打造自身的优势。同时要牢记：顾客永远是第一位的；(4)加强绩效评估机制的建设。这是我国现有慈善机构的“短板”。慈善机构对管理活动以及方案的评价，不能仅以投入或预算作为标准，而必须以效率和效益为准。要通过绩效评估机制的建设，培育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3．转变企业自身观念是关键

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其对某个事物的价值判断，企业也是如此。因此，要改善企业的慈善行为，关键要转变企业的价值观念，这种来自企业内部的自律、自控、自觉的力量对转变企业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企业把行善作为一个价值评判标准时，于是，一切慈善行为都变得有理有据了。

首先要树立“企业公民”意识。“企业公民”是由英国的“公民会社”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经营实践、运作和策略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会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企业公民”这一概念蕴含着社会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意味着企业是社会的公民，应承担起对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有一个共识，即认为一个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许多优秀企业还专门设有“企业道德官”这样的高级管理职务，负责企业的社会责任事宜。但是，“企业公民”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还是一个新名词，我国本土企业对企业公民这一概念的认知程度还很低，而在履行企业公民职责方面，基本上缺乏对环境和广义社会发展的责任。因此，需要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树立“企业公民”意识，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建立“慈善就是投资”的理念。尽管慈善捐赠是以他人和社会为指向的，但是它却带有“主观为他，客观利己”的特点。国外的很多研究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可以：（1）提高销售额。78%的消费者认为：他们更愿意购买某种与自己关心的公益事业有关联的产品；有84%的美国人说如果价格和质量不相上下，他们更愿意选择与某项公益事业相关的品牌。[14]（2）巩固品牌地位。普林格尔和汤普森认为：“把一家企业或一个品牌与相关的慈善机构或公益事业联系起来，这能够提示‘品牌的精神’”。[15]（3）增进企业与政府及社区之间的关系。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有助于企业从政府及社区争取“大订单”和快速进入新市场，并且遵守政府法规的企业，常常能被国家或当地政府给予更多的自由甚至一定的认可和奖励。（4）吸引客户和投资者。德保大学（DePaul University）的一项学术研究认定，出现在《商业道德》杂志“百名最佳企业公民”榜单上的100家企业，要比“标准普尔500”上的其他企业有更良好的财务表现。[16]这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5）吸引和留住员工。科恩/罗珀公司的调查显示，与没有报告他们有公益事业关联计划的企业相比，在有此类计划的企业里，对本企业的价值观感到骄傲的员工比例要高出38%。在他们的另一个调查中，80%的被调查者说如果他们发现一家企业有负面的公民责任实践，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拒绝为这家企业工作。[17]因此，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要认识到慈善捐赠所蕴涵的机会与价值，在行善中升华企业精神，提高经营业绩。

4．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是保障

要改善企业的慈善行为，除了企业内部的自律、自控、自觉外，还必须依靠外部力量予以保障。政府就是最大的外部力量。但是政府作为最大的外部力量，不是通过直接的干预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制定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来实现的。

首先，要加强有关企业慈善捐赠的法律建设。据悉，《慈善事业促进法》已经列入了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计划中。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改革慈善事业的准入制度，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公益机构分类分级监管制度、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统计制度，使行业组织的进入和运行初步得到有法可依。另外，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进行慈善捐款，捐款额度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如果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就得为所捐款部分纳税。但是，过低的免税率是无法调动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积极性的。同时，现有的免税申请程序过于复杂，操作性不强，很多人（包括一些部门的财务人员）对慈善申请免税的程序并不是很清楚。这些，都需要在新出台的法律中有所突破。

二是放松管制，加强监管，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政府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慈善事业，“要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对于我国的慈善事业来说，是件令人拍手称快的事情，这说明慈善事业的地位提高了，政府对慈善公益事业也更加关注了。但是也要防止一个倾向：慈善公益被当作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环节，被纳入政府的政策当中，这样就违背了慈善公益的特点。慈善事业在本质上属于民间的事业，是一种发乎自愿的自治行为，它虽然可以接受政府的财政帮助并服从其纪律监督，但在具体运作中又排斥着政府权力的干预，如果政府过多的介入，就多了强制性的含义。因此。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是“支持”而不是“指手划脚”，放松过多的管制与干预，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调动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积极性，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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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菲利普•科特勒，南希•李．企业的社会责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3．[美]乔•马尔科尼．公益营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4．[英]约翰•埃尔金顿．茧经济——通向“企业公民”模式的企业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马伊里，杨团．公司与社会公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6．杨团，葛道顺．公司与社会公益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王粤，黄浩明．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8．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谭深，刘开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