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研究报告，可以发现一个共性问题：相关研究对增长率的论证很多，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则较少，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的其实只是论证自己对GDP增长率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情形不禁令人啼笑皆非，因为GDP增长率只是判断总体经济形势的一个指标而已，现在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可以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2004年能维持8%或稍高一些的增长速度。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未来的未来，我们是否依然可能维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的总量之间是有关系的，通常而言，总量越大，增长速度就越慢，比如现在美国只要有3%以上的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成就和景气了。对比之下，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1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说美国经济总量处在“深水区”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就是“浅水区”了。未来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高速游过这个浅水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繁荣周期？从目前经济运行的特征来判断，如果不为意外所中断的话，虽则年度波动会存在，但出现这样一个繁荣周期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事实上，现在已有很多经济运行特征正在证明这一点。

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虚幻的亚洲奇迹》一文，认为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奇迹，只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现象，是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和资源投入取得的。对于这一观点争议很多，比如有人指出克鲁格曼的姿态上就有问题，是瞧不起亚洲国家的一种表现。但如果冷静看待现实，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其实就是克鲁格曼所说的“靠低廉劳动成本和资源投入”而取得奇迹的阶段。虽然克鲁格曼认为，靠流汗而非创新的经济增长潜力非常有限，但他并没有否认这依然是一种经济成就，而且依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出现。

　  在经济运行特征方面，大家讨论最多的热点就是投资。在总需求的各构成因素中，消费一般所占比重很大，因此通常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刺激消费往往就是首先想到的解决途径。但消费主要受收入、价格等因素影响，预期的作用很小，而且从长期趋势来看，平均消费倾向一般还是很稳定的。在人的一生中，今日的多消费将以明日的少消费作为代价，如果从一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这一趋势就会表现得更明显。因此在经济的各项构成因素中，消费仅是稳定经济而非扭转经济趋势的因素，只有投资才是解释经济出现转折的关键所在，也是政策作用主要对象的原因。

　　凯恩斯看重投资因素是有原因的，他的认识重点就在于投资的被刺激与经济发生转折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对照的是现实，中国现在的经济运行特征中有个亮点：投资畅旺。这不但表明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是良好的，而且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转折，是开始进入一个繁荣期的征兆。在日本著名的“平成景气”时代，经济高涨正是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使然。

　  对于未来，人们现存一些担忧是正常的，但只要有投资，就会有投资泡沫；只要有经济增长，就会有局部过热，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关键是不要使其在程度上无限扩展直至发展成经济灾难。至于真正可能阻挡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期的拦路虎，反倒是金融体系。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承受力和竞争力，及其提供的金融产品质量都有不容回避的疑问，以往中国经济被迫“着陆”的原因，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因为金融体系的问题。金融体系是最后的买单者，是问题的集中点，也是中国经济能否进入一个繁荣期的关键。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可以这样判断，只要金融体系不发生重大问题，金融政策不踩急刹车，则中国经济以较高速度迎来一个稳定的繁荣期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