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的基本需要相比,只是占据次要位置。当共同的经济利益占上风和文化冲突的代价被证明太高时,欧洲便将自己的文化壁垒搁置起来。纵观历史,在世界各地,这就是统一和一体化的历程。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与亨廷顿相反,南北双方人口问题的鸿沟和截然不同的经济利益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1日文章]题:即将到来的时代交战(作者 戴维. J. 罗思科普夫)
世代冲突更根本
要想认识到亨廷顿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一书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不需要政治学的高级学位,也无须前往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只需阅读每天的报纸,就能认识到,我们面临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推动着我们在国内外所见到的文化和政治冲突,而且将给即将到来的更大冲突火上浇油。这个问题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在其中,一个不断老化的发达世界的利益与一个年轻和越来越捻的发展中世界的利益相矛盾。
乍一看,陷入冲突的文明的概念看来是不可辩驳的。不管是福是祸,西方和我们的盟国看来都参与了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之间的战争。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继续交战。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仍然陷入殊死的斗争。亚洲各国领导人不时地谈论用与“西方的”偏好或偏见不相吻合的“亚洲”方式解决问题。
但是,要更加深入地认识在新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恐怖主义:不论恐怖分子是在阿富汗、哥伦比亚还是印度尼西亚,一个事实使他们联合起来,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从这些地方招聘而来——在那里,不断膨胀的年轻人口把希望看作一种嘲弄,而不是保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论其政治或军事目标如何,都抨击“富人”——就是他们认为剥夺了他们机遇的好些人。
如果我们试图结束恐怖主义,我们就需要认识和消除这些紧张关系。刺激这种紧张的是南方心灰意懒的穷人与北方占据主导地位和即将步入老龄的人口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
经济问题是中心
请看来自新罕布什尔州和爱荷华州的民意测验结果。在伊拉克和反恐战争时代,选民们所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保健和经济。这种问题在几乎每个国家都占据主导地位,而不论其文化是怎样的。
考察一下最近一轮世界贸易会谈期间在坎昆形成的联盟:印度、巴西和南非(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它们分别来自不同的“文明”),由于获得市场和就业机遇的共同需要而团结起来对抗欧盟和美国。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景,即文化与人的基本需要相比,占据次要位置。对那些试图鼓动人民的人来说,文化可能提供了一个权宜之计的战斗口号,但实际上却仅仅是装潢门面,以使普通的需求变得崇高,从而满足对经济公正的根本性要求。
需要不同出争端
我们时代的断层线问题围绕着某种比信仰更深刻的东西:这就是需要。由于发展中世界年轻人的需要和日益步入老龄的发达国家人口的需要如此紧迫,又如此截然不同,所以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促成的问题超越了文化与文明的范畴,从而使一些文化和文明联合起来,使另外一些分道扬镳。
人口统计学所表明的就是注定的命运:今天世界上的一半人年龄在24岁以下。其中近9/10生活在发展中世界。今后10年,他们当中有10亿人需要就业岗位——其中60%生活在亚洲,15%在非洲。对他们来说,选择是简单的:要尊严还是绝望?要工作还是饥饿?
发达国家的公民尽管比较富裕,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同样令人望而却步。我们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老。我们的寿命比穷国的要高50%。今天在欧洲,相对于每个退休者来说,有4名工人为之付账;不出几十年,这样的工人将只有两人。在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法国,到2040年,对老年人发放的公共福利救济金将超过GDP的27%。
这一系列汇聚起来的问题造成了两场十足的风暴,一场席卷赤道以南,另外一场在其以北。它们决定了全球的重点,从而引起冲突,为国家的政治辩论规定了条件。我们要想认识今后几十年里自己的经济能力与制约因素,就必须了解这一人口问题鸿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这张清单在继续下去:地区动荡、贸易、移民、劳工、社会保障改革、保健费用、财政责任等等。其中每个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社会、经济与安全等问题。这些问题将继续影响今后几十年里我们确定国内重点的方式。它们还将强烈地影响我们与各国之间的交往,这种影响会远远超过任何别的因素。
南北关注各不同
与此同时,在新兴国家,与人民利益攸关的问题则是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目前24岁以下的人口,超过了50年前全球人口的总和。年轻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城市里,因此这个地区压力增大。在发达国家,提及退休年龄的改革在政治上可能等于和死神接吻;而在新兴国家里,未能创造就业岗位很可能会给其领导人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
从这些各不相同的重点当中,产生的是孕育紧张关系的政策。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就业岗位的新工人浪潮,以及与此类似的、阴森紧逼的移民浪潮,使发达国家的工人感到惊慌。这导致了保护主义。保护就业岗位,以支付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险等计划的费用,是北方各国中利益攸关的问题。在南方,重要的则是赋予生命以涵义和尊严,以及简单地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
假如没有政治上的意志,那么我们就必须等待这些问题达到紧要关头,迫使我们在发生财政、社会或政治危机与冲突的时候才加以解决。我们应承认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把握一个事实,即新兴国宝就业岗位的创造与发达国家的安全是相关的。抑或,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认识采取行动。我们认识到,当新兴国家的人民寿命延长和家庭缩小的时候,他们成为骚乱来源的可能性就会缩小。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看到,处于该问题核心的是一个机遇。北方拥有资本和技术,需要用这两者所产生的回报来支付社会老龄化所需的福利救济金。南方则拥有大量人力和自然资源,并需要资本与技术。简言之,我们应当伸出友谊之手,跨越这一鸿沟,认识到似乎把我们分开的东西正是我们团结起来的理由。
当共同的经济利益占上风和文化冲突的代价被证明太高的时候,欧洲便将自己的文化壁垒搁置起来。纵观历史,在世界各地,这就是统一和一体化的历程。因此我们不禁要得出结论:与亨廷顿相反,人口问题鸿沟两边截然不同的社会迥异的经济利益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而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结合双方的最佳资源,是防止世界大战最有把握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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