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在工作中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联系到近两年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来看，很显然，加速新农村建设是明年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头戏。从现在的情况看，明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免征农业税，原定五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将提前两年完成。财政支出将重点向农村教育和卫生领域倾斜，力争解决农村“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争取在中西部偏远及贫困地区率先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取消学杂费。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政策，将试点的县（市、区）由目前占全国的21%扩大到40%左右。与此同时，国债或财政资金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建设和改善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供水、排水、电、道路等，促进农民消费和生产的发展。有分析认为，“十一五”期间，由于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开，中国惟一的尚未完全被唤醒的农村消费市场即将启动。因此，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很多经济学者在解读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时，首先想到的也是把农村作为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把目光更多地锁定在如何利用新农村建设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上。不过，分析人士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在此有必要提醒：决策者不能局限于此，不能把缓解通缩、启动内需作为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标。即使从农民增收来说，虽然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但应看到，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等多种因素，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外出务工，农民获得收入的增长空间都十分有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相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未必能同速增长，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由农村来承担缓解通缩、启动消费和需求的重任，事实上是不可承受之重。长远而言，要建设和谐的新农村，主要是要解决农民和国家的关系，农民和干部的关系。这就不单单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的，必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