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人首次对外披露了大兴煤矿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一些内幕——当地安监局担心如果相当部分煤矿因到期无法领证而停产，将会“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可以见得，“给当地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一语，是至今社会听到的对屡次矿难反思中最“深刻”的话，而他们所检讨的“没尽到监管责任，对事故查处不严，整顿不力”等原因似乎也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令人质疑的是，国家要求办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意义何在？显然，这是当地有关部门在“经济”和“生命”价值取舍上的严重错位。而说到“经济增长”，把板子完全打到安监部门的屁股上看来也不够。监管部门保驾经济，其隐含的潜台词并非放弃监管职责，而是应作为生产保障部门，首先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显然，现实并未如此。目前，全国20个主要产煤省设立了垂直管理的省级安全监察局，但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下派机构只拥有监察执法、提出停产整顿的权力，而采矿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等分归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各级经贸委或地方煤炭管理部门审发，致使安全监察部门的“安全垂直度”大打折扣。所以，要想扭转安监部门把经济增长作为目标的现状，也要在管理体制上下工夫，尽可能地加强安监部门的执法权威，保证安监部门的工作独立性，避免安监职能“地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