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财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财政流量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其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但财政能力受整体制度的约束仍难以增强。一方面，经济总量在不断地扩大，另一方面，公共债务也在飞速增长。这种情况不只是表现在中央政府，也反映在地方各级政府。法律上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但各地大搞“准财政”活动，政府融资在部门利益的推动下迅速扩大，未来资源被加速使用。另外，在转型过程中，社会“推定”给政府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也不断增加，这使政府承受着很大的未来支出压力。总而言之，中国财政风险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或者说，正日渐超出社会公众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分析人士指出，整个改革的滞后，形成了一种风险传导机制，使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过程和各个环节的风险不断地积聚和集中，“百川纳海”，致使财政风险不断扩大。改革打破了“利益大锅饭”，而“风险大锅饭”依然如故。20多年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包括金融企业）、个人和各个部门的利益日渐清晰，但另一方面，风险责任的界定却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界定。1998年以来，政府几次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其不良资产等措施，最典型地说明了“财政兜底”这个客观事实。某种程度上财政“风险大锅饭”的状况，在拖后提高效率的进程，而且财政风险集中势必成为体制改革中埋藏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