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是，虽然基本的市场体系框架已经确立，但国家仍然掌控了大量重要的经济资源。这不仅包括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几乎全部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国家掌控了资金、土地等主要生产要素，拥有对劳动力要素的控制能力，同时垄断了某些高赢利行业。由于国有化运作的软预算约束特征，导致本应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和上述大量经济资源对市场的价格信号不敏感，市场不能有效行使配置功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手段不能轻言退出。也就是说，正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市场机制的力量单薄，许多微观经济单位和生产要素只服从行政信号，因此行政指令才成为必须；国有经济成份的存在，是国家干预必不可少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昨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言：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宏观调控的力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为了能与学界的主流声音相呼应，中国的经济管理当局一再誓言要减少行政干预，但在实践中却又不得不一再倚重于行政干预。因为在国家仍然掌控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手段退出，由于市场信号无力调节经济体系中的非市场因素，必然导致经济运行失序，经济行为紊乱，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不可能；在广义的“国退民进”完成之前，行政退出必然损害经济增长，规范高效的市场体系事实上无法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