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索新时代产业园区制度建设，12月3日，主题为“新时代新探索：法制、体制、机制”的“2017（第5届）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 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主办。论坛下设四个平行论坛，分别由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华东政法大学、班联数字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南通高新技术开发区、凯璞庭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九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匠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协办。论坛发布了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的《2017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并揭晓了中国产业园区百强榜单。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旗下的陆家嘴金融网对论坛进行了现场全程图文直播。

 

 

2017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100强揭榜仪式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原党工委书记赵启正，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建平，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科技部高新区管理处处长李志远，商务部外资司开发区处处长陈凯杰，环保部督查室副主任刘斌，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中国开发区协会秘书长关嵘，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浙江省商务厅开发区处处长梁志良，安徽省商务厅开发区处副处长韩明林，中国产融城联盟理事长郑康瑞，上海市科委发展计划处副处长仲东亭，山西省开发区协会会长李梦莲，中国开发区协会特聘专家、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亚洲区主席赖浩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投资合作局副局长陆志刚，广州经开区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永品，南通高新区财政局局长倪燕飞，华东政法大学中国自贸区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贺小勇，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靖，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宝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厅主任张新苗，凯璞庭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华等嘉宾出席了本次论坛。

论坛现场

论坛上，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建平教授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先生分别致辞。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作了“新时代新探索：法制、体制、机制”主旨报告。国家部委园区主管部门领导、2017年全国百强产业园区代表、园区投资运营服务机构代表以及该领域专家学者发表了重要演讲，来自政府、园区及其运营服务机构、专家学者等450余人出席了论坛。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秘书长、中国产业园区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甄杰主持了开幕仪式。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秘书长甄杰主持开幕仪式

在主题报告环节，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原党工委书记赵启正，科技部高新区管理处处长李志远，商务部外资司开发区处处长陈凯杰，华东政法大学中国自贸区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贺小勇针对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前景、新时期高新区和经开区的创新发展以及自贸区法治建设等问题，从政策与实践层面进行了主题演讲。中国开发区协会特聘专家、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主持了本环节的活动。

本次论坛安排了以“园区法制”、“园区体制机制”、“智慧园区”和“园区创新创业”为主题的四个平行论坛。论坛还特别安排了嘉宾对话环节。中国开发区协会秘书长关嵘，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亚洲区主席赖浩峰，复旦大学自贸区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龚柏华，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董事长陈永品，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投资合作局副局长陆志刚7位嘉宾就园区法制、体制和机制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对话和互动。最后，论坛举行了闭幕式暨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授证仪式。 

 

开幕致辞

徐建平：产业园区的持续发展将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现做出重要贡献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建平教授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建平教授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明确提出在新的时代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产业园区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之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产业园区的持续发展更将在新时代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等重要战略的实现做出新的重要贡献。围绕产业园区的持续发展，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深耕多年，成为目前中国首屈一指的第三方专业研究机构，并且逐步成为国内探讨产业园区管理与持续发展的专业平台，促进政府、园区与学界交流的沟通平台，推动园区管委会、投资机构、运营机构与服务机构合作的整合平台。

徐建平强调，以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在园区持续发展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连续五年出版《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中国100强产业园区持续发展指数报告》，该研究系列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软科学专项奖——发展研究奖；深入参与国家部委在园区发展方面的研讨、分析、培训、评审等各项重要活动，为园区的持续发展发出声音、做出贡献；通过广泛考察、深入调研，形成了包括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合作区等在内的500余家产业园区的数据资料，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观点。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产业园区的持续发展，思考先进园区的经验复制，促进园区之间的合作共建，探讨园区各主体间有效运转的权力配置关系，提升园区的管理效率，并将进一步从法律法规及政策等方面加快产业园区的法制建设。徐建平教授认为，本届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以“法制、体制、机制”为主题，回应了新时代对产业园区“制度”建设问题的共同关注，他在致辞中希望通过各位嘉宾的思想碰撞，在园区持续发展制度问题上集思广益、凝聚共识。

叶国标：中国产业园区不断转型升级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在致辞中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开发区、产业园区的建设为载体、为抓手。譬如，浦东开发，当时就对标国际，规划了不同定位、错位发展又相辅相成的四大产业园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

产业园区建设把各种资源、要素整合集成在一起，形成产业链、生态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更快地出形象、出品牌、出功能、出效益。

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产业园区的建设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早期的注重生产到现在注重生活、生态，从注重GDP的产出到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从注重量的扩张到注重质的提升，从注重中国制造到注重中国创造，从注重硬环境的营造到注重软实力的增强……产业园区建设不断转型升级。

2000年至2006年，我任新华社浦东支社社长，当时与北京分社的同仁一起在京沪两地调研了一个多月，采写了“中关村与张江的对话”系列内部参考和公开报道。其中一篇主打文章题为《打造高科技的中华牌——中关村与张江的对话》。当时，上海刚开始实施“聚焦张江”战略，张江的知名度很小，可用的资源也有限，但我们认为其未来是很值得期待的。当时的张江园区是照着硅谷来设计和规划的，定位清晰，标准很高，把研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公共服务平台、高校以及许多生活设施结合在一起，融于一炉。依托上海长三角的龙头地位，以及完善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国内最强大的金融服务体系……张江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硅谷”，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科学城，成为上海建设全球性科创中心的核心载体。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的直属机构，是新华社与上海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的重大成果，这是一个开放、服务、分享、共赢的多功能、国际化平台，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接轨世界。我们与政界、金融界、企业界、学界建立了广泛而深刻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愿意为中国产业园区的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与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三度合作，在每年的12月3日举行中国产业园区高峰论坛，推出产业园区百强榜和相关指数，这一合作很有意义，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日子，也象征着中国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升级，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任浩：新时代新探索：法制、体制、机制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报告的内容：一是2017年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指数的七大态势；二是新时代中国产业园区制度建设的三个探索；三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园区管理创新的四个关键。

第一个方面，2016年中国的国家级园区（经开区和高新区）仍然保留在365家的规模。生产总值17万亿多，占到全国GDP的22.97%；税收是29327亿的水平，占全国的比重25.31%；出口创汇5万多亿元，占全国的40%。其中百强园区的总体情况是：上缴税收1.9万亿左右，占全国比重17.02%，占国家级开发区的比重为67.26%。出口创汇4万多亿，约占全国比重30.20%，占国家级开发区的比重75.65%。百强园区的贡献量接近80%。2016年百强园区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实现了缓中趋稳，其中经济发展回稳向好，创新发展上升明显，公共服务、社会发展得到改善，但是在外部出口和内部去库存的双重影响下，经济发展上行压力仍然存在，尤其是园区产业合作状况仍未改善。

第二个方面，新时代中国产业园区制度建设。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有一些新的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而制度建设是新时代园区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是更好地执行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命的需要。研究团队认为，园区制度建设包括法制、体制、机制三个层面。其中，法制是制度建设的前提和保障；体制是制度建设重中之重；机制是实现的方式。研究团队经过大量的调研、走访、座谈，筛选出园区存在的9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多部门分类决策比较多，但中央层面的统筹协调机构缺乏；二是国家部委的政策文件比较多，但是跨部门的特别是在国家人大层面上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三是园区的法定地位还有待于探索；四是园区所有制的改革有待深化；五是园区的社会事权和经济事权如何合理的调整；六是如何培育企业、发展企业的机制不够；七是园区管理机构的人才缺乏激励机制；八是园区规划落实的机制不明确；九是园区如何共建的机制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团队提了三个要深入的探索。第一是建立统筹各个中央部门、各个园区有关部门统筹性、协调性的机构。第二是推进园区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是在保持招商力度的前提下，重点培育育商安商的机制；在保持园区引进人才力度的前提下，重点解决园区管理机构人才的引进、使用和发展机制；在保持园区规划科学制定的前提下，重点制定园区规划落实机制；在保持通过园区合作加快产业物理聚集的前提下，重点促进园区产业化学集聚发展机制。

第三个方面，对未来的园区发展提出想法。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对园区的关注点就是两点，第一是通过园区的管理促进园区的持续发展。制度是管理的基础与保障，管理是制度的应用和实现，一个好的制度建设没有管理的跟进是不能得到运用和体现的，所以我们要落实到管理方面来。第二是从硬基础到软环境的配套体系转变，不仅仅要重视交通设施建设，还要进行软环境的配套。

主题报告

中国开发区协会特聘专家陈青洲主持主题报告环节

赵启正：面向未来的中国产业园区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原党工委书记赵启正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原党工委书记赵启正主要分享了三个方面的感想：

第一，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是如何考虑法治、体制、机制这三个方面的？能用数字表述的成绩是“硬成果”,而那些不能或不容易用数字表述的理念性的经验就算是“软成果”，也就是法制、体制、机制。“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就是说要把上海培养成一个能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他表示，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有许多“软成果”，比如说“浦东开发不单纯是项目开发，而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法规和规划先行”，“各种产业中，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先行”，“形态开发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功能开发”，“在开发中不仅吸纳世界的资金和技术，更注意吸纳世界的智慧”，“不是仅顾及城区的开发，而是与外部的联动开发——与长江三角洲联动、与浦西联动”，“严格按城市规划使用土地，‘惜土如金’”，“要实现精兵简政，必须先‘简政’而后‘精兵’”以及“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廉政勤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等等。这些“软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第二，十九大有哪些体制改革的启示？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体制改革的内容有，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善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等等。赵启正表示，其中与产业园区相关的主要有三个：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企业和社区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强调，“放管服”是很重要的，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第三，“一带一路”中“走出去”的是企业还是产业园区？会遇到哪些困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赵启正表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智慧和力量，而园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基地。他认为，“一带一路”是经济外交的方法，需要企业的支持，但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就是以前“走出去”时做的一些项目，而园区就是“走出去”的企业的基地。

李志远：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

科技部高新区管理处处长李志远

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科技部高新区管理处处长李志远提出了九方面的“新”：

第一个“新”是“新支撑”。数据表明，高新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首先，2016年全国146家高新区实现的园区生产总值是8.77万亿，超过了2016年广东省7.95万的GDP，折算成美元则排在韩国和俄罗斯之间；其次，高新区GDP占所在城市GDP比重方面，有21家比重超过了30%，有43家比重超过了20%；第三，高新区的R&D投入大概占全国企业R&D经费支出的47%；第四，2016年高新区内高新企业的数量达4.1万家，占全国总数的39.4%；第五，互联网产业百强企业中有96家诞生在高新区，医药产业百强也有一半左右在高新区注册、生产；第六，2016年高新区新注册的企业有28.2万家，平均每天约773家，到去年为止，上市企业有1402家，新三板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园区企业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新”是“新高度”。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会出《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采用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创新资源集聚、创新创业环境、创新活动绩效、创新的国际化以及创新驱动发展5个方面构建而成，下设25个二级指标。2010年到2016年，指数每年都有比较明显的有提升，六年下来一共提升了99.1个点。这说明，高新区在创新发展方面，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三个“新”是“新供给”。高新区的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一些产业的产业集聚度、产业产出占比已较高，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比如说中关村的IT产业、杭州园区的互联网产业、上海张江的IC和生物医药产业、天津园区的新能源产业，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产出可以占到全国的30%或者更高。

第四个“新”是“新引擎”。这几年来，高新区在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已有15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52个大学科技园，还有1500多家众创空间等，创业呈现出新形态。另外，高新区里也聚集了大量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投资。

第五个“新”是“新主体”。高新区有大量的新业态、新经济企业。2016年，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数量达到2576家；全国131家独角兽企业中，有102家在高新区。

第六个“新”是“新空间”，高新区成为所在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产城融合发展，教育、医疗配套以及营商服务有所提升，在基础设施配套、管理效率提升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

第七个“新”是“新机制”。高新区在人才激励、激励企业加大投入、成果转化方面都做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政策尝试，在新机制的形成过程中始终走在最前面。

第八个“新”是“新发展”，一方面，高新区有大量的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作为平台，高新区对创新的“链接”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他说，有相当一部分园区在硅谷、波士顿等创新的城市设立了海外的孵化器或者离岸孵化的机构，通过孵化和一定的人才合作，更好地把海外一些高端的创新资源转移到国内的高新区。同时，这几年高新区开始和伊朗、泰国、南非等国家合作建设园区，为新发展、高端链接、国际辐射建立了比较好的前提。

第九个“新”是“新挑战”。高新区发展中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007年国务院新批准的从原有的省级高新区升级过来的园区大概占国家高新区总数的三分之二，但这批园区的发展占的比重还非常少。即便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园区，也仍然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强，特别有竞争力的产业相对较少等问题。

陈凯杰：国家级经开区的创新提升

商务部外资司开发处处长陈凯杰

商务部外资司开发处处长陈凯杰表示，国家级经开区共有219家，从1984年的第一批开始到现在，已经33年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家经开区现在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对外开放型经济的主战场，219家经开区的GDP、税收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同时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从2014年开始，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多个重要文件，对开发区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的要求。十九大报告里面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为国家级经开区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创新提升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要服务于发展实体经济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经开区的本质、本色和立区之初反复强调的就是开放型经济；三是要集约利用要素资源，推进新型城镇化；四是经开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体制复归、行政化的问题日益突出，碎片化管理审批等问题凸现，内部的激励机制、绩效考核等遇到瓶颈，招商引资的政策也受到了一些束缚，因此要提升其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关于实施创新提升工程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创新”、“五个提升”。“四个创新”是指体制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创新、开放创新。“五个提升”是指要提升对外合作水平，提升对外集聚水平，提升产城融合水平，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投资环境满意度。

国家经开区的创新提升应该有六个方面推进：第一，体制改革。一是要充分赋权，比如说江苏的“全链审批”赋权清单，依照法定程序赋予国家级开发区220项设区市级行政管理权限。二是要审批改革，比如说广州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设立集中的行政审批局，实现了一站式审批等便利化的行政审批的改革。三是要复制推广，主要指自由贸易试验区做的探索和经验，上海的自贸区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最佳实践案例。四是要综合试验，苏州园区在智慧化城市管理等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其中一个就是城市治理平台的改革创新。

第二，政策支持。国发39号文明确了对于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支持，总共是六项：第一个促进外资向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转移；第二个是重点支持开发区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建设；第三个是充分赋予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管理权限；第四个是支持国家级开发区项目落地；第五个是支持国家级开发区拓展引资空间，第六个是支持国家级开发区提升产业配套服务能力。

第三，产业创新，目前主要的工作重心是推动国家经开区参与中国制造2025，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第四，合作共建，目前主打的是国际合作园区，浙江省商务厅推动的是国际合作园区的建设，目标、举措、政策、平台方面的要求比较明确。同时还在打造国际合作生态园，通过双边合作机制，为国家级经开区开展开放型经济打通对外交流合作的渠道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第五，人才培养，相对于高新区，经开区在创新、创业、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储备、引进、培养相对不足。

第六，优化管理和优化服务。一是优化管理，从去年开始，国家经开区每年都要进行体检，根据体检的结果告诉经开区，哪些方向、哪些领域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体检报告可以让经开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二是服务平台，通过平台的方式为经开区提供常态化的交流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正在筹备的智库中心。

贺小勇：自贸区国际水准法治营商环境的构建

华东政法大学自贸区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贺小勇

华东政法大学自贸区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贺小勇表示，自贸区营商环境对标的是国际标准，强调自贸区率先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法制规范的园区，希望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提升市场主体的投资活力，从而提升产业的转型升级。上海自贸区主要通过以下几点对制度进行提升：

第一个，吸引外资。以前我们吸引外资，中国不管是鼓励类的还是限制类的，都要进行审批。政府审批的有效，政府没有审批，心里就凉了半截。这就是典型的国家权力的错位，上海自贸区关注这样一个关键点，首先从这个地方入手，把外资的审批划一个清单，在这个清单之内的叫负面清单，继续审批在这个清单之外的不再审批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从2013年到现在，95%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是备案的，不需要审批，到2016年试验成功之后，推广到全国，90%以上的外资企业都是登记的。

第二个，解决准营的问题。企业出生了，出生证拿到了，但工商机关登记好之后，企业又发现，他要去进行实际的业务生产产品销售，也就是说企业拿了工商营业执照但不能营业。在这个过程中，上海自贸区又开始了证照分离的改革，就是要减少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管理。2017版的上海自贸区全面深化方案当中，就提出来要对证照分离进行进一步的深化，要更多的取消许可证，要把更多的许可证改为备案，改为告知承诺。

第三个，监管的问题。上海自贸区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浦东新区和自贸区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发挥了六个“双”，总理特别感兴趣的是“双随机”，就是说监管哪个企业，是随机抽查的，谁去监管也是抽查的，解决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信息泄露问题，解决了监管的公平性的问题。双随机解决了公平性的问题，但它难以解决精准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因此还要通过大数据的平台，把企业进行ABC分类，有些企业可能是要强化的，要经常的抽查，有的企业抽查的频率可以放得缓一些。

第四个，措施的问题。中国现在从一个货物贸易大国要转向一个投资大国，投资大国的重要前提是货币一定要可自由兑换。但货币自由兑换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如果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如何防范风险？特别是中国加入一揽子货币之后，加入BAT谈判达成之后，其中有一个条款的叫转移自由的条款，这个转移自由很多涉及到货币的可兑换的问题。

国际条约与惯例的适用问题。自贸区既然是要对标国际标准的，如果发生了争议怎么解决呢？按照道理来说，发生国际争端的话，最好能够适用国际条例和国际惯例。我专门对四大自贸区的高院、中院审理的涉外案子，其中最基本的案子是国际货物买卖的案件，国际上专门有一个条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这些法院有没有适用这个最基本的条约，我调查的结果是分歧很大，各种情况都有。我们要构建国际水准的法制环境，提出来容易，但做起来是比较难的，但不管怎么难，毕竟现在已经开始了。

平行论坛演讲

平行论坛一：园区法制

“园区法制”平行论坛特别邀请了华东政法大学中国自贸区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贺小勇、复旦大学自贸区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龚柏华、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区域经济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王海峰、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俊、华东政法大学科技创新法治保障研究院院长江利红、同济大学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主任朱雪忠、中国卫生法学会医药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宋晓亭、同济大学商会协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国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朱兆敏、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陶立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FTA研究所主任冯军、商务部外资司开发区处处长陈凯杰、环保部督查室副主任刘斌、上海市科委发展计划处副处长仲东亭、安徽省商务厅开发区处副处长韩明林、中国开发区协会秘书长关嵘、山西省开发区协会会长李梦莲、中国开发区协会特聘专家（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营中心首席专家厉力、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共20名多年来从事园区法制建设工作的专家进行闭门研讨。

平行论坛二：园区体制机制

在“园区体制机制”平行论坛中，中国开发区协会秘书长关嵘、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投资合作局副局长陆志刚、上海闵行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方菁菁、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董事长陈永品、复旦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院长（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凯璞庭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华围绕园区体制机制的主题发表了精彩观点，复旦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院长（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主持了该环节的活动。

平行论坛三：智慧园区

在“智慧园区”平行论坛中，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宝明、杭州匠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项铭、盐城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邓既明、杭州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徐习明、上海浦东软件园汇智软件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晓平、LG电子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总经理彭培源、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主任李栋围绕智慧园区的主题分享了各自的建设经验和体会，班联数城总经理马俊杰主持了该环节的活动。

平行论坛四：园区创新创业

在“园区创新创业”平行论坛中，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杜德斌、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沈兵、上海宝藤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楼敬伟、罗兰贝格TMT行业与数字化业务合伙人王欣、上海云赛创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禹围绕园区创新创业的主题在论坛中进行了经验和观点的分享，华鑫置业副总经理蔡勇主持了该环节的活动。

嘉宾对话

论坛还特别安排了嘉宾对话环节。中国开发区协会秘书长关嵘、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亚洲区主席赖浩锋、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投资合作局副局长陆志刚、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董事长陈永品、复旦大学自贸区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龚柏华7位嘉宾就园区法制、体制和机制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产业园区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江峰主持了该环节的对话互动。

 

延伸

阅读

《2017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解读

蓝皮书通过对2016年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指数进行分析，在充分肯定365家国家级产业园区的重要贡献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百强榜产业园区发展的态势：

365家国家级产业园区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2016年，全国共计365家国家经开区和高新区，两类国家级园区的合计GDP为170946亿元，超过全国GDP的1/5（22.97%）；两类国家级园区合计上缴税收为29327亿元，超过全国上缴税收的1/4（25.31%）；两类国家级园区合计出口创汇为55254亿元，大约占全国出口创汇的2/5（40%）。

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和国内经济整体回暖的情况下，两类国家级园区呈现回稳态势，其中高新区相关经济指标增幅略大于经开区。2016年，两类国家级园区的GDP同比增加8%，高于全国GDP增速（6.7%）1.3个百分点，其中经开区增速为7.1%，高新区增速为8.9%；两类国家级园区的上缴税收同比增加7.4%，高于全国上缴税收增速（4.8%）2.6个百分点，其中经开区的增速为7.3%，高新区增速为7.5%；两类国家级园区的出口创汇同比下降2.1%，与全国出口增速（-2%）基本持平，其中经开区和高新区的下降速度相当。

百强榜产业园区在两类国家级园区中占据重要位置。2016年，百强榜园区共上缴税收19725亿元，超过两类国家级园区合计上缴税收的2/3（67.27%）。百强榜园区共贡献出口创汇41798亿元，超过两类国家级园区合计出口创汇的3/4（75.65%）。

百强榜产业园区5年来总体情况稳定，但稳中有变。2016年，73家产业园区连续5年进入百强榜，7家产业园区连续5年进入前10强，14家产业园区连续5年进入前20强。5年来，连续进入10强的7家园区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入前20强的14家产业园区，除上述7家园区外，还有7家分别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百强榜园区综合指数开始反弹，略高于2012、2014和2015年水平，但仍低于2013年水平。2016年，百强榜综合排名得分均值为0.3124，同比上升2.29%。其中，经济发展、创新发展、产业合作、公共服务四项指标平均得分均上升，是综合平均得分反弹回升的主要原因，园区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创新集聚区、管理示范区和开放先导区的作用重新显现。

百强榜东中西部园区入选数量分布基本稳定，但东部园区入选数量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从入选数量来看，2016年，百强榜园区东部拥有64家、中部21家、西部15家，与2015年区域数量分布相同。从平均得分来看，2016年东中西部园区较2015年均有回升，东西部百强园区增速稳中趋好，中部园区增速缓中有降。

百强榜高新区数量和平均得分均略高于经开区，高新区相对于经开区仍有持续发展优势。2016年，百强榜高新区数量领先经开区两家，占据51席；从平均得分来看，高新区平均得分（0.3151）高于经开区平均得分（0.3096）近2个百分点。

百强榜中发达省市区的入选数量占据绝对优势，5年来百强榜省域分布前三甲持续保持不变，江苏省是入选百强榜园区数量最多的省份且发展强劲。按各省市区入选百强榜园区数量来看，2016年排名前4的省份为江苏（20家）、山东（11家）、广东（9家）、浙江（7家），安徽、辽宁、湖北和河南并列第五名（均为4家）；按平均得分来看，排名前5的省市为北京（0.6166）、上海（0.4528）、天津（0.4031）、湖北（0.3597）和陕西（0.3512）；江苏、浙江、湖南、黑龙江、广西和甘肃6省入选百强园区数量增加，辽宁、吉林、福建、陕西、云南和山西6省入选百强园区数量减少。5年来，江苏、山东和广东三省所含百强榜园区的数量均在7家以上；江苏省发展势头最强，拥有百强榜园区的数量从2012年的13家持续上升到2016年的20家。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